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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在科技前沿 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

  改变对地方政府的GDP单一考核模式之后,如何才能给地方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如何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科研创新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如何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围绕这些问题,界面新闻深度专访了长期关注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许成钢——黄锫坚

  观点摘要: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绩,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经用地方竞争的策略,较好解决了各层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最近五六年放弃这个目标后,如何给各级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是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

  ●抢人才原本是企业和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如何用等等。如果为了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则问题不在于名称是混合制或其他什么,原则问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权在哪里?绝大多数的这些企业是否由企业家控制。

  ●产权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剩余控制权这么重要,是因为,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就决定了资产怎么使用。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效率,也关系到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

  ●科技创新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探索,只有市场的优胜劣汰才可以决定谁更好。在科技前沿领域,几乎可以说,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赢。

  人生没有如果,但对许成钢来讲,同一人生轨道,至少有两个身份可以切换——经济学家和工程师。

  6月的夏日,他坐高铁回北京,去清华大学参加经济学家巴里·温加斯特的新书研讨会,讨论主题是后发国家转型的政治和经济路径。此前一天,他还在武汉,与武汉大学专家开展工程项目的合作,涉及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在与记者的闲谈中,除了经济和制度,他也关心智能推荐、自动驾驶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大数据分析能否促进经济学研究。在采访中,一提到芯片和计算机的历史,他如数家珍。

  或许应该这么说,如果许成钢的社会制度探索之路因为外力而遇到挫折,他完全可以在工程领域找到知音和热情。一旦条件许可,他会重回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由于父亲是科学史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译者,许成钢幼时梦想是成为工程师,从小学开始,他就自己设计收音机和简单的自动控制设备。文革的火热现实刺激他钻研马克思和《资本论》,形成的手稿《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让他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

  迫于政治高压,他放弃了经济和社会探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电子工程以及英文。1979年,许成钢以初中学历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成为中国第一代做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1984年,经数量所和社科院推荐,他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后转为博士研究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Eric Maskin)成了他的导师,而另一位导师科尔奈(Janos Kornai)则是国际上公认的关于计划经济及转轨经济学方面的权威。

  2016年10月,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许成钢,奖励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许成钢早期研究工作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有乡镇企业奇迹、中国改革的机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苏联和东欧转轨失利的制度原因等。他的许多研究已成为转轨经济学中的重要文献。

  许成钢与马斯金合写的论文《软预算约束理论:从集中到市场》,把软预算约束从解释计划经济、转轨经济推广到解释市场经济,比如解释美国对储贷协会(S&L)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救助;而在和黄海洲合作的论文《金融制度和东亚金融危机》中,他们认为,软预算约束也能解释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此外,许成钢还探讨过金融与司法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理论,为认识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

  在本期“改革开放40周年·思想者”访谈中,我们邀请许成钢教授,借他的人生经验和理论洞察,俯瞰过去四十年的制度变迁,并以科幻作家的眼睛去展望未来图景。

  回忆文革经历时,许成钢说,“在条件不许可时,我被迫做了工程。只要条件许可,我的热情依然在中国的制度变迁问题上。”

  一、改革悬念:不用GDP考核后,如何给地方政府提供激励

  界面新闻:2016年的中国经济学奖授予了您和钱颖一教授,奖励理由是,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您能否简要谈谈几个基本概念,比如M型组织、U型组织,以及相应的不同激励机制,还有财政联邦制,以及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等。

  许成钢: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系列的工作。最早我和颖一从M型和U型组织的角度研究中苏经济改革对比的工作,始于1991年。那正是苏欧经济制度崩溃,大规模转轨刚刚开始的时期。我们最早的论文被邀请在1992年的欧洲经济学会转轨经济学的专场作为特邀报告,在1993年发表。后来我们与马斯金(Eric Maskin,2007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工作发表于2000年;与罗兰(Gerard Roland)合作的工作发表于2006年。我们的贡献在于,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中苏(包括东欧集团)转轨的差异制度对比。M型和U型组织的概念,原本是为了解释企业的组织结构,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aton·Williamson)教授。他在十几年前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我们的贡献是把这个概念,从解释企业扩展到解释国有制的经济,解释制度转轨。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里,所谓的M型,即Multidivisional form,指的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子公司组成的公司。这是一种放权的组织形式,例如以利润中心、成本中心为子公司组织起来的企业。所谓U型,英文是Unitary,指的是以专门化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这是权力集中的企业。M型企业的放权组织方式,使得各子公司之间可以相互竞争。而高度专门化的U型组织里,由于各个部门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相互是互补关系,因此总部下面的各个部门之间不能是竞争关系。发达国家在最近一百年里,最大的企业基本都组织成这两类。

  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讨论中国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计划经济,和苏联自上而下、以中央部委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之间的区别。所有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都是按专门化组织的,中国早年也是,五十年代后期之后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大量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在苏联式的制度下,几乎看不到地方和地方、部和部之间的竞争。竞争是解决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的工作从国有经济的不同组织方式,解释了苏联和中国在改革中的重大差异。

  利用M型和U型组织的概念分析不同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是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包括我们发表于2006年的论文)。在这个工作中,为了分析的原因,我们大幅度简化了社会制度的大量其他问题。如此简化的好处是帮助得到清楚简单的结果。面对相对短期的问题,这是优点。但面对更长期的问题,在高度简化中,很多最重要问题都被简化掉了。为了把分析推广得更长远、更全面,我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中,把中国的制度描述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我认为,这是比M型组织更确切的描述。

  界面新闻:M型组织和U型组织,可以引申到当前中国大公司的组织结构吗?比如腾讯、华为等?以微信为例,这个产品就是腾讯的邮箱部门开发的,和QQ的主业务其实是一种内部竞争。

  许成钢:如前所述,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专门为讨论公司组织而提出的。公司的最优组织结构取决于公司业务的性质。并不是所有业务都组织成U型最好,也不是都组织成M型最好。在美国至今仍然存在按U型组织的公司,而最多的大公司是M型组织。这个要取决于公司业务的特点,要在高管的激励机制问题和技术的规模收益之间权衡。如果规模效益、部门之间的协调对公司更重要,那么U型更合适。 如果高管的激励机制问题更重要,那么M型更好。

  界面新闻:关于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据您观察,过去几年,地方竞争的指标是否有变化?

  许成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市场里企业之间的竞争,性质完全不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官僚制度内的竞争。在任何官僚制度中,如何衡量下级官僚的业绩都非常困难。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官僚机构内组织所谓的锦标赛或排序竞争。首先这种竞争不是独立的,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有共同的上级。其次,这种竞争不是关于绝对水平,而是相对排行。上级由下级在竞争中的排行位次高低,来决定奖惩。在满足一系列条件下、组织适当的时候,这个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但是,对地方政府业绩进行排序竞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只能是一个目标。如果政府有多个目标,就无法为他们的业绩排序。这种竞争就丧失了效能。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地方政府排序的指标就是GDP增长速度。当中国很穷、改革刚开始时,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发展,从政治效忠转向比赛经济增长速度时,这是可行的,而且很容易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但是,当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大量社会问题出现时,单独强调GDP增长速度,其负面作用就特别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把GDP增长速度作为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有问题了。于是,早在十几年前,人们就逐步发现,不能只考核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在最近五六年,中央更是系统性地放弃了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长的目标。现在中央向地方发布几十甚至几百个目标。而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向地方发表的就是几百个指标。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面对类似那个时期同样的问题。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绩,最重要的前提是曾经用地方竞争的策略,较好解决了各层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最近五六年放弃这个目标后,如何给各级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是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

  界面新闻:从最近的很多新闻来看,很多城市在人才引进、房价政策方面都存在竞争。从理论角度,怎么看这些竞争?

  许成钢:这些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的竞争。所谓的人才竞争,仅仅是个别问题,个别地区的某些做法,很难说这些做法对经济改革、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因为它的实际目的不清楚。中央有目的设计的地区竞争早已停止了。现在整体上没有治理各级政府的好的激励机制。

  当年,为了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大量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地大量发展。这不是中央的命令,中央甚至连设计也没有。这些改革是地方摸索出来的。地方摸索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之间竞赛经济发展造成的驱动力量。但现在抢人才,目的是什么?抢了人才做什么?对当地经济影响是什么?不清楚。抢人才原本是企业和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如何用等等。如果为了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对相关类型企业的发展更为有利的环境。

  界面新闻: 您曾提到,文革的制度根源,是分权式极权制,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集权,以及行政、经济的向地方分权。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不是也跟此前几十年的历史有某种关联?

  许成钢:文革的制度与改革当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文革的结束。在改革开始时统治中国的制度,正是文革之中形成的,和文革之前遗留下来的制度。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改革。

  简单地说,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国首先在全国全面复制了苏联式的典型控制。不仅中国,中东欧、古巴、越南、北朝 鲜的制度都基本如此。但大跃进时,中国改变了这个制度。在保持极权制其他方面的不变的基础上,向地方大规模下放行政和经济的权力。由此把中国的制度初步变成了向地方分权的集权制。文化革命朝这个方向又推进了一步。在意识形态、政治和人事的中央控制方面,文革时期的中国比苏联更厉害。但地方的行政权力、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更进一步扩大。地方经济变成自给自足,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中国改革,就是在这个制度遗产上开始的。

  界面新闻:中央和地方的经济权力的变迁,有没有数据方面的测量,比如能不能从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的占比来考察?

  许成钢:在大跃进之前,地方很弱,中央很强。从大跃进起,将近90%的中央资产都下放到地方。所谓的中央计划其实已经不能操作了,中国与苏联模式的所谓的中央计划经济毫不相关了。

  大跃进之后,中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不是中央直属,而是地方所属。向地方分权的意思是,各个地方自己来计划,中央只是协调地方的计划。大政方针由中央定,各地按大政方针去做,中央来协调,补充有无。在这个背景下,从收入角度来讲,全国绝大多数财政收入来自地方,少数收入来自中央企业。当然,在改革之前,财政收入不是以税形式,而是以国有企业上交形式。所以改革期间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利改税”,就是把上交利润改成上交税。1975年前后,全国百分之八十多的财政收入来自地方,中央只有百分之十几。

  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改革开始前几年是一个集中权力的阶段,把一部分地方企业拉回中央。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几。当时的中央领导为了推动改革,提高地方的激励机制,又加强了地方力量。最后平衡到地方占70%多,中央占20%多。这种情况从8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初。

  1994年,财政制度改革把中央跟地方的税清楚分开。此前,所有财政收入由地方来收,之后地方跟中央一对一谈判来决定地方留成,因此每个地方向中央上交的比例是不一样的。1994年财税改革后才变成各省都统一,而且税收大头由中央收走,中央和地方分开收。

  界面新闻:近几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制度有哪些变化?

  许成钢:从基本制度来讲,现在是延续了1994年开始的制度,没有基本变化。但趋势是,财政收入里中央拿走的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少。另外,全中国提供公共品的负担主要在地方政府,除了军事、武装力量之外,绝大部分公共品、公共服务,以及投资,都由地方政府提供,但财政收入大头中央拿走。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解决财政负担问题?这就牵扯到土地财政的产生。

  中国的土地是全面国有的,绝大部分国土的实际控制者是地方政府。从1990年代末开始,土地市场经历了重大改革,把地方政府事实上对土地的控制权,变成了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控制权。中央鼓励甚至要求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来解决它的财政问题。于是,一方面,以税收形式获得的财政收入,大头被中央拿走。另一方面,以土地方式,不论何种方式获得的收入,基本上都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所谓的土地财政,其制度和背景就是这个。

  界面新闻: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是不是症结在此。比如医疗、教育等公共品都是地方政府来承担。而地方只能通过土地财政获得收入。未来这方面会不会大变?

  许成钢:对,包括基础建设的主体,都是地方政府承担。只要土地是全面国有制不变,向地方分权的威权制不变,这些就不会变。

  二、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剩余控制权

  界面新闻:您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一篇论文,从哈特产权理论出发,从企业控制权是否改变的角度,检验中国在国企改革中产权的改变。能否谈谈这次调查的背景、结论和意义。

  许成钢:我谈到的是去年发表的一篇与甘洁教授(致富冷门行业|50个冷门赚钱项目|小投资冷门暴利行业)和郭研教授(北大)合作的论文。这篇论文研究中国国企大规模改制的不同机制。中国从1996年开始的国企改制,以及同时的民营企业大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变迁。当时虽然宪法上还没有改变对私有产权的歧视,但中共中央放松了对私有产权的限制,不再严厉惩罚企业家。一方面,放松的政策鼓励了民企快速发展。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遇到了巨大困难。亏损急剧上升,金融体系坏账急剧上升。在这个背景下,1996年左右中央出台了国企改制的重大决定。用确切的经济学描述,就是国企民营化(私有化)。当时叫改制。

  全世界积累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绝大部分国企的问题,必须民营化,没有另外的道路。为什么要民营化,民营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哈特的产权理论,清楚指出,产权归根结底是最终控制权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决定,政府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政企无法分开。名义的产权变化可能并不重要,实质的问题是控制权掌握在谁手里。

  由于法治不健全,在国企民营化过程中,出现过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以及借用反对这些不规范行为而反对改制的。总之,当时不仅对改制的争议特别大,而且实际上有的改制涉及实质控制权的变化,有的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控制权。面对争论和实际中的复杂情况,最重要的是发现事实,发现那次改制中发生的是什么。核心问题就是,企业改制后的控制权,是否有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有,控制权变到哪里去了?跟业绩变化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一大类的改制方法中,企业的控制权系统性地从政府手里转移到民企所有者手里。而且,这类改制的企业的业绩,在改制后,有明显的改进。一方面,这个研究验证了哈特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哈特的理论指导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在此之前的文献,只是简单地去看私有化对业绩的影响,从统计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机制的角度,讨论因果关系。

  界面新闻:调查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

  许成钢:我们的样本总量差不多3000个企业,花了三年时间,在国家统计局覆盖的规模以上企业,做了分层随机抽样,目的是得到反映所有这些企业的状态的样本,我们的抽样误差控制在百分之几之内。

  界面新闻:为什么时间段是1997年到2005年,2006年以后有哪些改变?

  许成钢:我们的调查到2005年为止。事实上,2006年以后改制没有再继续。当时的政策变化,改制停止了。

  界面新闻:跟当时的郎咸平发起的国企改制大辩论有关吗?

  许成钢:郎咸平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停止改制是当时中央的决定,可能并没有文件明确否定改制,但改制肯定是停止了。

  界面新闻:是不是因为中小国企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巨无霸国企就很难推动了?

  许成钢:在国企大规模改制进行了几年之后,中国加入了WTO。这是一个重要环境变化。在民企大发展、国企改制、加入WTO等所有这些重大改革下,中国的经济整体形势有很大好转,使得经济高速发展了许多年。需要特别指出,以上这些重大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如今经常用的“倒逼机制”这个词,说的就是过去经历的实际。因为情况严重,甚至高度危险,被迫走了这几步。问题是,改革走了半路,形势好了一些,使得逼迫感下降,于是走在半路的国企改制就停止了。

  界面新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您怎么看待过去几年的混合所有制实践。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混合所有制里可以搞员工持股,可以搞职业经理人制度。这些政策方面的放开,是不是可以解决国有企业过去的一些激励问题?

  许成钢:原则问题不在于名称是混合制或其他什么,原则问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权在哪里?绝大多数的这些企业是否由企业家控制?之所以民营化是改革国企的不可避免的最终手段,就是因为要把企业的控制权从政府手里转移到民营企业家手里,解决国企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土地改革:谁是集体,它跟村里的自然人什么关系?

  界面新闻:十九大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涉及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宅基地改革等,您如何评价这些改革突破?

  许成钢:按宪法,中国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在国家政府手里。宪法规定农业用地的使用权是集体的,集体可以把使用权分给农户,农户就拥有了在一段时间里的使用权。但农村集体并没有最终控制权。现在的改革试图扩大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允许把一部分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希望由此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但这里有几个基本问题:什么是集体,谁是集体,集体和自然人是什么关系?

  产权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剩余控制权这么重要,是因为,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就决定了资产怎么使用。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效率,也关系到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但是集体这个概念,有严重的隐患。允许集体在市场上交换土地的使用权,比不允许可能会提高一些效率。但谁是集体,它跟村里的自然人什么关系?这问题不解决,就会制造冲突和不稳定,尤其是,如果“集体”土地资产大幅度增值,当一个村的土地产生上亿资产,而村里的一些村民却仍然贫困时,由此产生的不公平,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不稳定。

  界面新闻: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在权利上是不是可以分得很清楚?

  许成钢:不承认自然人的产权,只承认集体的“产权”,就把产权问题搞的极其复杂。例如,怎么解决每家农户的住宅问题,所谓的宅基地的衍生概念。实际上,每家农户的宅基地在哪里,多大面积,都是村政府决定的。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连在一起,集体是什么意思?集体的决策机制是什么?

  世界上跟所有制相关的实践和讨论里,有一个叫合作制的概念。但合作制的产权跟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产权有本质差别。合作制的基础是私人所有的产权。合作社里的每个人是自愿的,合作社里每个人有个人的股份,即产权,可以加入,可以退出。但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不是以个人的产权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在国家手里,不是集体手里。这带来的问题就更大。

  在三权分置的提法里面,国家仍然保留对土地的最终控制权。中国的政府结构里,国家的基层政府是县,通常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在县政府手里,有权力决定集体土地的最终命运。而县政府上级的权力压过县政府,包括辖域内的土地的控制权。如果集体把一部分使用权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土地使用权已经转移,政府跑来说要收回,怎么办?法理上拥有土地控制权的各级政府,如何能保证不收回、不强制改变市场交易的结果呢? 

  四、在科技前沿,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

  界面新闻:您过去多次提及,用计划手段来推动研发和产业进步是不行的。但中国该如何推动自己的产业升级和研发进步呢?就新能源汽车、芯片开发等热门话题上,您觉得应该有哪些不同的激励政策和取舍吗?政府难道完全不需要产业政策吗?或者应该确定哪些界线和原则。

  许成钢:如果政府只关心社会进步、人民福利,并能找到最聪明的人来做事,政府直接干预可以做到的最好的事,也就是模仿和追赶别人已经做过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比如别人发明的产品,已经证明在市场上的成功,模仿追赶,跟着走,计划可以达到好的结果。原因是,计划需要目标清楚。但如果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没有成功先例的,是别人也在探索的问题,那么,政府直接干预是不可能做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探索中,需要的是大量的自由探索,只有市场的优胜劣汰才可以决定谁更好。在科技前沿领域,几乎可以说,政府的直接干预一定会出错,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赢。

  比如新能源汽车,至今仍然是一个探索中的事情,政府不可能知道最终方案。探索就意味着很多要被淘汰,任何公司都有可能被淘汰。国际间大的公司有十几个,任何一个都可能失败。市场上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政府有权力,有资源,跑进来决定公司做什么,有意往一个方向引导,在失败时,就会输得很惨。所以,政府干预是很危险的事情。苏联、东欧、中国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惨痛教训。

  界面新闻:产学研分工里面,大企业、大学、中科院都可以投入研发。政府是不是可以把钱给到不同的研发机构来促进创新?

  许成钢:革命性创新的产生、最前沿的革命性的创新,大部分产生在巨大数量的小公司,而不是在大公司。大公司的作用,往往是小公司的资助者和整合者。当小公司有重大突破时,有些自己变成大公司,例如苹果,脸书等;更多的是大公司把它整合进来,例如谷歌兼并人工智能公司Deep Mind。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革命性创新的高技术大公司,不久之前都是小公司,都是自己成长出来的,没有任何一家是计划出来的。

  大学对创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商业上、市场上实现的创新,从来不是只靠大学。大学能不能出重大科研成绩,第一重要因素是大学的基本环境。重点大学最大的问题不是缺资金,而是基本环境的缺陷。改进大学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政府少干预大学。大学必须是教授治校。大学如果不是教授治校,大学的创造力就不行,给多少资金也没用。当教授被官僚管起来,不能决定人事、不能决定资源配置,科研的创新就从基本上被限制。大学人事要由教授决定,研究资源要由教授分配。中国的大学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个事情。

  具体到芯片行业,中国差不多积累了半个世纪的经验教训了。首先教训来自前苏联。当年苏联的物理学、工程,在国际上的水平,远超过中国今天在物理学、工程上的国际状态。半导体现象刚发现时,苏联有非常好的固体物理学家参与研究这个现象。作为举国之力搞研究的制度的首创者苏联,在四十年代,通过专家决策,决定把举国之力集中在微型电真空器件上,而不在半导体上。原因是,当时半导体的研究方向,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清楚。没有人知道方向。这使得苏联比美国在这个最重要的领域,人为地进一步更落后了十几年。虽然,当时苏联没有把半导体研发全部停止。但举国体制决定,剩余的有关半导体的研究由一个院士来领导。他的方向,就是苏联的方向。他的方向错了,苏联就错了。而在美国和西欧,有几十上百个独立探索的实验室,靠市场的优胜劣汰,没有国家政策和上级,发明产生后又不断改进、不断发明更好的半导体器件,以至于大规模集成电路。

  后来的结果是,苏联在微电真空器件上发展非常快。1950年代末时,它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都跑到了美国前面。但后来落后得一蹶不振。最大问题出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上。因为单纯做火箭,它不比美国差很多,但它的控制系统不行,做不出来了。它用的是微电真空器件,而半导体成熟后,很快集成电路出来了,微处理机上做出了控制系统。比如阿波罗登月,用的就是最早期的集成电路。而苏联根本做不出来。集成电路出来后,苏联追不上,永远追不上了。

  中国在五十年代初迅速建立了苏联的制度,由此长期走的基本是苏联的路。在跟集成电路相关的研究和技术上,中国没有什么基础。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芯片相关的研究和技术基础,是大批人长期摸索、市场优胜劣汰产生出来的。为了保证优胜劣汰的过程的公正,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制度的关键。因为成果是花了巨大代价摸索出来的。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是有意为发明者垄断设计的,其含义就是一段时间里法律给了发明者垄断的权利。中国过去没有参与过半导体芯片研发的过程。试图在短时间追赶,当然困难。试图超越,则面对难以客服的困难。因为只有创造全新的技术才可能超越。

  革命性新技术的产生,从来不是国家机构押宝、大规模投资可以搞出来的。靠的是大批的独立研究,在市场上的比赛,通过优胜劣汰决定的。一个类似的比喻是中国足球。最好的团队不是计划出来的。如果制度开放,任何地方自由组织自由比赛,如此的大国,早就赛出人才了。但自上而下的控制,连最好的足球运动员都难找出来,更不用说他们之间形成团队。

  界面新闻:人工智能、大数据是不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赛道,会产生哪些大的商业机会?

  许成钢:现在国际间形成了一个共识,科技界、商界正在兴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其核心是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是广义的。现在人们提到人工智能,往往将其等同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是今天可以已经看到的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将来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的方法是什么?这仍然在探索中。跟刚才讲的道理一样。最终取决于大量探索的竞争,优胜劣汰。


  假设,如果当时王安变成某政府的顾问,政府有权力和资源决定创新的方向,那么,哪个政府按照这个顾问的建议去计划,哪个经济就会变成放大的王安公司。政府有钱,能够把王安公司挺的时间长一些。但是,不能永远。王安公司破产的损失只是一个公司。如果王安公司扩大成一个国民经济,那个损失就变成了另一种性质。总之,人工智能现在仅仅是早期,相当于1985年的PC。下面会有很长的不确定的路走。哪个国家能走多远,制度是决定性的第一因素。  

      今天人们着手开发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商业应用,这个阶段可能有些类似于1980年代早期刚出世的个人计算机。人们仍然无法确认其前途和方向。当时,世界上在市场上大量销售的唯一台式计算机是“王安文字处理机”,这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代的个人电脑,但它是专用的。王安认为,通用的个人电脑是一个笑话。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具备造出通用台式电脑的能力。家庭、小企业买电脑是为了处理文字、处理表格,而不是玩游戏以及其他乱七八糟没想到的小事情。当时的苹果机、IBM PC,在处理文字、处理表格方面比王安电脑差得多,成百倍的差距。但是,像王安这样了不起的天才,即便创立了当时市值已是排名第四的巨大计算机公司,在计算机发展方向上仍然看错了。这是革命性技术变化的本质,是市场竞争的本质。无数企业在竞争中会死去。即,这不仅仅是一个天才的错。

  界面新闻:区块链、比特币你关心吗?

  许成钢: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区块链作为一个技术,非常重要,它仍在初始阶段,下面的应用会很多。它的发展的前途无限,但由于其自身还在发展,还有待发展,现在还很难具体预言它未来的应用和影响。

文章​来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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